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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汉人南迁与客家述评

中国各民族的迁徙，在封建时代可谓屡见不鲜。就汉族而言，秦汉至明清大规模的迁徙，就曾发生过多次。追究其原因，大体有这两方面：一是封建统治者按自己统治的实际需要进行强制性的派遣和宽松性的诱使，如秦时三次驱使军民戍守岭南和清初奖励向四川、台湾、东北移民的措施等。一是原居住地区（特别是中原腹区）政局动荡发生割据、战乱、在生产破坏、民不聊生的情况下，人民被迫向外流亡，以求生存引起的。本文着重就中原汉人向南迁徙与“落家”民系①的形成略述管见，适逢世界客属联谊大会在大陆梅州市召开之际，祈望各国客家问题专家，学者不吝指教，多加指正。
一、汉人南徙与客家
秦汉时期。中原汉人（此前被称为华夏族）向南迁徙由来甚久，最早可上溯到战国及其以前，如周朝徐人就曾多次向江淮地区迁移（详见拙文《东夷简论》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8年第1期）。但作为较大规模的向南迁徙当在秦始皇并六国以后。秦灭齐统一中原的同年发兵征服今浙江的闽越后，旋即要慰屠睢率50万大军跨五岭向今两广的南越进攻，因越人抵抗和粮饷不继，慰屠睢战死秦军败北。后来秦增派援军，由任嚣率领，并使监御史史禄修灵渠（在今广西兴安县境）沟通湘江和桂江支流漓江，使长江、珠江水系联结，解决粮饷供应，从而征服南越，并在彼地置三郡即南海郡（治所在今广州）、桂林（治所今广西桂林一带）、象郡（治所在今越南北部）。置三郡次年即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又迁中原50万人去南越，后来又“发诸尝捕亡人。赘婿、贾人”前往，并“使治狱吏不直者，流放南越地”，到赵陀受命统治南越时，秦朝又赐予无夫之女一万五千人去彼地，为“士卒衣补”等等。总之，秦朝几次向南越遣去军民百万之众，长期与越民杂处。秦亡后，赵陀自称南越王。汉高祖刘邦为久安长治计，派陆贾以予安抚封职，这更利于南去汉人与越民一起戍边和农耕，加速了汉越两族融合并推动了岭南的开拓、促进这里经济文化的发展。一些学者认为秦滞留南越军民，因长期“居留南疆，不再言归”，成为后来南方客家的远祖，言下之意客家应溯源于此，并肯定唐代名将张九龄等北江人是秦戍卒后裔。我们认为，由于此等说法史证尚少，更为重要的这与大陆客家各州县历代史志记载以及各客家大姓族谱的记述相悖②，所以我们对这一客家源流新说不敢敬同。不过，秦汉初北来的军民，他们是第一批南徙的汉人，则是毫无疑问。
西晋时期。西晋末，“八王之乱”大伤元气，当“五胡”边族入扰中原后，其可说国破家亡，晋都南迁。数百万军民拥向江南，这一家国的政治大转移，不少学者认为后来客家民系形成渊源于此。
唐至宋时期。本段初，因隋唐是空前统一的封建大国，百多年间，社会安定、经济发展，人口增加，中原地区恢复了元气，人们生活比较稳定。自唐玄宗天宝（公元742——755年）以后，皇室贵族、官僚地主日趋腐化，农民租役有增无减，阶级矛盾激化。地方节度使势力发展，终于导致要毁灭中央政权的“安史之乱”。当时身兼三节度使的安禄山，不光搜刮幽州、平卢、范阳百姓，还以20万军队于755年（天宝十四年）直扰洛阳、长安腹区，中原再次陷于战乱之中，如安禄山叛军陷长安时，“大索三日，民间财资尽掠之”（＜新唐书·安禄山传＞），接着，唐军（间还有回纥十万人）与叛军长期的战争，中原许多地方烟火断绝城，乡一片萧条，连唐的中枢机关都迁出长安，所以这时不少中原汉人入川或南移。唐末黄巢大起义驰骋中原辗转大江南北，十年征战，势必促进推动中原汉民南迁，因为中原人民深受天灾人祸之苦，向往起义。尤其是唐末至五代这一段，藩镇掠地争城，使中原“人烟断绝，荆榛蔽野”，难于生存，纷纷南徙，如光州王潮、王审知兄弟入闽即一例。客家许多姓氏族谱也记及此事。北宋中国再次统一、稳定，南方一些有客籍的州县（如今广东之梅州市属各州县）客户已占了优势，其地位也随之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据清末温仲和撰修的《嘉应州志》记载、北宋梅州（今梅县）已改变宋初畲民和瑶民等土著占绝对优势的局面，开始，主户（畲、瑶）为12109户、客户（外来户即客家）367户。百年间，神宗时代前者下降为5827户，后者增至6458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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