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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内容摘录于历史学家俞政著《何如璋传》一书                                             后世公论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初，正当中日战争、戊戌变法等更加激烈的动荡来临之前，何如璋悄悄地离开了人间。检点他在人生旅途留下的脚印，我们看到了一位满怀爱国热忱的正直官员，一位在外交方面很有战略眼光的驻日公使，一位善于谋划的船政大臣，一位开明、进步、努力学习世界先进事物的新型士大夫，一位有心救国却又无力补天的悲剧人物。他的形象虽不算高大完美，他的步伐却已经跟上了时代的潮流。应当怎样确定他的历史地位呢？我们主张作纵向和横向的比较。　　综观1840年至1919年的历史，至少可以找到三条重要线索。其一是农民运动，从太平天国反清起义到义和团“扶清灭洋”，总趋势是走下坡路。其二是反侵略战争，从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战争到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总趋势是规模越来越大，失败越来越惨，丧权辱国的程度越来越严重。其三是向西方学习，从洋务运动到戊戌维新到辛亥革命，总趋势是艰难向上。在这个过程中，民族资本主义从无到有，从少到多，终于酿成了资本主义性质的维新运动和资产阶级的武装革命。而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恰恰又是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础。这样看来，第三条线索或曰第三个过程，更能体现历史向前发展的特点。　　在第三个过程中，历史人物分成四个层次：顽固派、开明派、维新派、革命派。其中顽固派处于最低层次，尽管他们在形势的逼迫下，有时也会被动地前进，但与其它派别相比，始终处于最落后的状态。开明派（含洋务派）处于较高层次，其代表人物有鸦片战争时期的林则徐、魏源，洋务运动时期的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戊戍变法时期的张之洞等，尽管他们的主张不尽相同，特别是对外国侵略的态度有强硬和软弱的区别，但在大体上，都遵循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原则，并且在“师夷长技”时，总是首先注意军事，再从军事扩展到民用。他们强调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但是不曾提出学习先进的政治制度。维新派处于更高层次，七、八十年代的代表人物有王韬、薛福成、马建忠等，九十年代的代表人物有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谭嗣同等，维新思想的内容从“反对条约特权”、“要求民办企业”开始，发展到要求议会政治、要求君主立宪。他们主张维新变法，但并不是绝对排斥武装夺权。至于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处于最高层次，以武装革命的手段，结束了几千年的封建帝制，破天荒地创建了资本主义性质的中华民国。这四个层次是一层高过一层，除封建顽固派以外，都在某一阶段某些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那么何如璋属于哪一层次呢？早在1877年路过上海时，他主张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采用西方的先进机器。初到日本时，又写诗赞美火车、电报、邮便、西法造纸等等新事物。1880年至1882年间，他强烈反对外国列强强加给中国的治外法权、协定关税、海关低税率和片面的最惠国待遇，要求修改不平等条约，并且大声疾呼建设近代化海军，成立统一指挥的海军衙门。1884年，何如璋又亲身主持了一个著名的洋务企业，反对收束，力主开扩，制订出宏大的发展规划。……综上所述可以肯定，何如璋是一个激进的开明派，他的思想已经接近早期维新思想家的水平，至少已经具备了早期维新思想的三大内容之一。　　由于何如璋的主要历史活动集中于1878年至1884年，因此除了纵向的历史比较外，还应当把他放在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特定时间范围内，与同时代的历史人物作横向的比较，从而考察他的进步性。　　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中国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洋务运动，二是中法战争。在前一历史活动中，历史人物有开明进步与顽固保守的区别；在后一历史活动中，历史人物有强硬主战与软弱主和的区别。把这两件大事结合起来考察，可以发现四种类型：开明主战派、顽固主战派、开明主和派、顽固主和派。　　顽固主和派寥寥无几。如京官李慈铭，当刘铭传提议创办铁路时，他认为“将沦中国为戎狄”；当张佩纶提议建设海军时，他又认为“其愚已甚”，妄图“悉诛此辈”。当李鸿章签定《中法简明条约》时，他却十分称赞：“自来款议，此举差优，平情论之，功不可泯。”他并且破口大骂英勇抗法的黑旗军将领刘永福：“本一草贼，驱乌合之众，效铤走之斗。”毫无疑问，这种人是中国近代史上最落后的人物，应当彻底否定。　　开明主和派也很少见，除众所周知的洋务官僚李鸿章以外，比较典型的要数第一任驻英法公使郭嵩焘。郭嵩焘主张严禁鸦片、举办轮船电报、采用机器开矿、建造铁路等等，并且有提倡民办新式企业的意向。如在谈到湖南开矿时，他说：“天地自然之利，百姓皆能经营，不必官为督率。”并且对外国公司集股开办工交企事业的方式颇为推崇，因而王栻先生在《维新运动》中把他列为早期维新思想家之一。但在中法战争中，他坚决反战，认为：“交涉西洋通商事宜，可以理屈，万不可以力争。”“西洋各国环集中国，无可战之机，无可战之势，直亦无可战之理。”他对清朝与列强的差距看得比较清楚，因而对清朝抵抗列强的前景失去信心：“今日洋务，战、守、和三者皆无可言，惟在随事应付而已。”采取这种态度，清朝就可能在富强起来以前，被侵略者所灭亡。正由于这一派人在国际事务中坚持妥协退让，排斥抵抗战争，长期以来遭到史学界的严厉批判，甚至连累了他们在开明思想方面应得的高度评价。　　顽固主战派为数众多。例如周德润，1881年竭力反对创办铁路，而在中法战争中，他却11次上疏强硬主战。1885年8月至1886年10月，奉命到云南勘界，同法国殖民主义者展开面对面的外交斗争，“更正没入越地三十余里，险要地四十里，复大赌咒河外苗塘子诸地数百里”。又如徐致祥，1884年连上四折一片，强硬主战，同时两次主张裁减福建船政局、轮船招商局等洋务企业的经费，声称“国之富强本不在此”。他还罗举八条荒唐理由反对铁路，硬说铁路“利小而害大，利近而害远，利显而害隐”。戊戍变法失败后，他力主向日本交涉，把康有为、梁启超抓回来，“极刑处死，传首海疆”。这一派人维护的是封建清王朝，反对的是走向近代化，牺牲的是中华民族的未来，可谓保大清不保中国。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抗战，其实质只能是延长并加强封建统治，从而滞缓中国历史前进的步伐。　　开明抵抗派并不多见，高级官员如左宗棠等，清议官员如张佩纶、陈宝琛、陈启泰、张之洞等，外交官曾纪泽、何如璋等，均属于这一类。他们一面主张学习外国的先进事物，一面主张抵抗外国侵略，其思想脉络基本上同鸦片战争时期的林则徐、魏源相一致，可以说是“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的继承者。在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这一派人兼顾了历史进程的两个方面，比较完整比较明确地把握了历史前进的方向。尽管他们在主观上也是为了强化清朝统治，但在客观上，他们的主张势必导致新鲜的资本主义血液不断输入中国，从而为封建统治的瓦解作出初步的准备。不言而喻，在四种类型的历史人物中，这一派人最值得肯定。　　诚然，开明抵抗派的成绩并不很多，突出的事例只有左宗棠收复新疆、曾纪泽改订《中俄伊犁条约》等。至于象何如璋为朝鲜问题设计的外交策略，只能起到延缓亡国、争取时间自强的作用。一方面，这是因为他们毕竟不是近代史上最先进的层次，所能发挥的战斗力有限。另一方面，这是因为任何人为的努力总要受到多种历史条件的制约，所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近代中国遭到列强的蚕食侵略，半殖民地化的形势十分严峻，所以开明抵抗派的失败多于成功，应当说不足为怪。左宗棠收复新疆时，遇到了力量相对虚弱的阿古柏；而曾纪择使俄时，恰逢俄土战争结束不久，沙俄还没有精力马上发动新的大规模战争，因而他们都获得了成功。但是何如璋在马江战役中，遇到了敌强我弱、朝廷束缚、南北洋以邻为壑等等不利条件，因而他遭到了失败。这样看来，历史评价不能以成败论英雄。不能因为顽固主战派的偶一成功（如周德润勘界），就误以为他们代表了历史前进的方向；同样也不能因为开明抵抗派的多次失败，就怀疑他们是否符合历史发展的潮流。事实上在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维新思想尚在早期传播阶段，政治舞台上暂时还没有比开明抵抗派更先进的派别。　　通过以上纵向和横向的比较，何如璋已经在历史的座标上找到了自己应有的位置。而他之所以能够成为开明抵抗派，同他善于学习新鲜事物的性格有关，同他有机会亲临日本考察明治维新有关。要不是在上海、天津开了眼界，他不会成为通晓洋务的翰林；要不是亲眼看到日本做出榜样，他也不会成为最早要求修改不平等条约的先进人物之一。这是个人努力与客观机遇的结合，两个条件缺一不可。　　俗话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十全十美的历史人物很少见的。只要一个人在历史上曾经起过积极作用，我们就应该实事求是地立传纪念，更何况在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象何如璋这样的开明抵抗派并不很多。总喜欢捉弄人的原因：自己不好过，往往也会希望别人不好过，人之常情也。 正因为如此，安稳地睡上一整夜才显得那么的不，本来就是为了给人类提供备用器官。” 　　他看到海拉眸子中的火苗迅疾闪亮着，最终转化为彻底话号码。 他着急，可能她是回娘家住了。”东父赶紧安抚理智面临崩溃的儿子